自2006年起,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超过400万人,而大学生就业率近3年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一数字表明大学毕业生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就业的主要目标群体,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都是扩招惹的祸。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则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客观。
每年培养几百万大学生并不多
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即达61.1%,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17.8%,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到2002年只有15%,2005年也才上升到19%。
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从2002年到200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是19.5万、26.9万、32.8万、37万、40多万人,5年间增长一倍多。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从2000年至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分别是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338万,200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则达410万。从2000年首次超过100万到2006年的410万,6年间净增300多万毕业生,近三年来每年更是净增70多万。
郑功成说,从大学毕业生仅占中国劳动力5%的比例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未来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来看,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在时代发展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教育部门培养更多的大学生显然是符合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此,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
郑功成说,除了招生人数增加以外,近年来,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其他因素均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因此要充分注意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大背景:其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的力度是持续下降的,这显然并不有利于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其二,国有企业改革与即将进行的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又以减少冗员为重要目标,这些改革虽然提高了效率,却挤出了不少富余人员,他们同样需要有新的就业机会与岗位;其三,近三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率也在持续加速,从而构成了挤压就业机会的重要力量。
郑功成分析说,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会有进步,但难以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进的目标,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将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还需要大规模转移,因此,近几年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宏观背景难有大的改变。
对就业难的原因应该理性分析
郑功成表示,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就业环境差异扩大化,大学生择业的空间也就受到了相应的限制,结果必然导致就业的不均衡。如城乡之间的鸿沟,使大学毕业生更多地考虑城市;地区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又促使大学毕业生更多地挤向发达地区。郑功成说,每个人在择业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利性的自然法则,如果对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视而不见,简单地去责备大学毕业生们缺乏到艰苦地区就业的社会责任,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自然法则的。
郑功成认为,从体制来看,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并没有错,但未能有效地调整教育体制、专业结构和突出能力培养,也直接妨碍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教育系统仍然残留着计划体制的色彩,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变化反映不是很灵敏,包括学科专业和学历层次结构处于失衡状态,高等教育管理中仍然强调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规划的培养要求,包括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培养模式等,这种追求划齐的培养机制,当然不可能有效地鼓励各个学校输出自己的特色和重视学生能力与个性培养,也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另一方面,一些高校不顾条件盲目上新专业,在师资匮乏的条件下,培养的专业人才因质量较低也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中国教育领域人才培养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就业供给导向型还未能向适应市场体制的劳动就业需求导向型转化,这种观念与体制的滞后,必然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进而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供给与就业机会的有效匹配。
郑功成说,另一方面,家庭与学生个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业困难。家庭对子女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日渐增大,对子女就业的期望自然伴随教育投资的增长而提高,这是一种客观反映。就学生及家长的主观愿望而言,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或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构成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就业市场不规范是瓶颈
目前,中国就业市场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与不规范的现象,就业市场发育不良对大学生的就业造成多方面的损害。郑功成认为,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一方面是片面的人才观、用人观造成了学历崇拜与学历歧视并存,直接降低了大学毕业生与就业机会的有效匹配,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扭曲了正常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各种非正常现象的影响,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性,人际关系客观上在我国现阶段的就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不仅表现在大学生之间,也表现在大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正是由于有关部门未能有效地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导致了本来应当最具就业竞争力的大学毕业生反而成了特殊的就业弱势群体,这是就业市场异化的直接结果。
郑功成说,事实上,在中国大学生人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由于劳动就业法制不完善,就业市场发育不健全,包括某些潜规则,造成了劳动力供求有效匹配的下降。如在就业市场上存在很多歧视现象,包括女大学生受到性别歧视、年龄偏大的受到年龄歧视、学历层次低的受到学历歧视、外地大学生受到地域或户籍歧视等。种种歧视现象实际上与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对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它扭曲了就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来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就业市场走向异化。
维护公平竞争才是根本
郑功成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创造与维护就业市场的一体化与公平的就业环境,改变在大学生等特定群体就业方面所采取的相互分割、头痛医头的政策取向,将注意力、财力、行政强制力等转移到努力创造与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竞争环境上来。
为此,郑功成提出四点具体建议:一要禁止就业歧视与摒弃学历崇拜,代之以公平就业与能力优先;二要规范劳动就业市场,强化对劳动者就业的监管,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三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能够保护各类就业方式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四要改革教育体制,突出素质教育,消除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统一、雷同的考试与培养模式,同时强化高校责任,重点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实现由人才供给导向向就业需求导向的转化。
郑功成说,就长远而言,政府必须要为大学生参与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创造并维护劳动就业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是对大学生就业的最大支持与最好保护。因此,政府应当将主要精力花在创造和确保劳动就业的公平竞争上。如果能确立这一政策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大学生,而将是所有的劳动者。他相信,在公平的就业市场上,大学生一定能够由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强势群体。（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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