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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四教授上岗调解员 自感并非大材小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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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0 |
源自于：《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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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报道 犬吠声扰邻、楼上晾衣滴水泡了楼下晒的豆子……这些其他社区里常见的纠纷在北京大学周边的燕园社区也都有，只是，如果被打扰的是正在备课的老师，争吵的邻居分别是教授与勤杂工，这个纠纷调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教授们闹纠纷，也许由别的教授来调解效果更好。”近日，“燕园专家民间调解工作室”成立。这个工作室由北大知名学者，同时也是燕园居民的四名老教授组成，他们将义务参与调解燕园里的纠纷案件。
工作室四名成员分别是：法学院教授周俊业、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心理学系教授钱铭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立显。
刚刚加入“燕园专家民间调解工作室”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周俊业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对发生在基层社区里的纠纷，调解时要综合运用法律、伦理、心理学甚至医学知识，“当然，生活常识和感情也必不可少”。
■教授爱报警矛盾易升级
“燕园专家民间调解工作室”是在海淀区司法局的提议下，由燕园司法所向四名专家教授发出邀请成立的。
燕园司法所所长金保华告诉记者，燕园发生的居民纠纷数量并不多，2004年居委会共调解纠纷70件。但由于居民中80%是北京大学教职员工，高知人群比例高，纠纷的复杂程度、调解难度极高。“他们有知识，有见解，维权意识强，自我意识强，固执起来真要命！”金保华跟燕园的人民调解工作打了2年交道，他告诉记者，知识分子闹纠纷，方式与别人没什么不同，教授闹纠纷，也会互扔臭鸡蛋，但同样的纠纷，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和普通人之间，后果大不一样。
“比如宠物扰民，别人忍忍就算了，如果被打扰的是北大的老师就不行！人家要备课、写文章，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在工作时都要求安静的环境，所以对邻居家的狗叫绝对不能忍受，居委会怎么劝也没用，很容易变成官司。”
知识分子闹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爱报警：邻里吵起来了，远未到动手的时候就报了警。“这些事情吧，其实没那么严重，算不上是治安案件，出动警力，说实在的，是有点浪费。所以燕园的人民调解难度大。”金保华说。
■社区邻里纠纷10%得专家“出手”
燕园7个社区之一的蔚秀园与北京大学一墙之隔，是典型的有居委会、无物业的老旧小区。据居委会主任张爱芹介绍，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社区现在的居民大多是北大的后勤工人，但也有少部分无缘分房、买房的北大老教师，还有一些年轻租房户。“大学教师和老工人做邻居，闹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张爱芹表示，目前社区里的纠纷90%能在居委会得到调解，但另外10%就必须有专业人士介入了。
张爱芹举例，一个住户经朋友介绍去某公司打工，几年来的工资都是由介绍人代领后转交给她的，但今年6月公司裁员，把她裁掉了，最后结算工资时她才发现，介绍人一直在克扣她的工资纳入自己腰包。“她文化不高，哭着来找居委会，我们也为难，像这种事情，绝对需要法律专家的帮助。”
除了需要专业知识的纠纷案件，张爱芹认为，有时纠纷当事人情绪不稳，事态难以控制时，只靠居委会难以解决。
■“专家民调”提高调解专业化水平
对于人民调解的方法，“燕园专家民间调解工作室”的两位专家周俊业与夏学銮教授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不能只靠法律。
夏学銮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社区是“熟属群体”，社区成员是共有关系，有别于交换关系的群体，情义价值在社区应占主导地位。因此，社区纠纷调解的重要特征是感情的满足，需要综合运用法律、心理学、伦理学，以及常识和感情进行调解。 他说，法律手段处理交换关系的群体更合适，但不适合家庭、社区纠纷。“做好人民调解，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这是一门学问，需要基层社区工作者，需要义工，也需要专业人士———后者的作用以前被忽视了。”
海淀区司法局表示，他们今后会根据区域特点，积极利用“专家民调工作室”这一载体，整合专家学者的资源优势，提高区内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对话
教授当调解员并非大材小用
———对话教授调解员周俊业
记者：教授当社区调解员有没有觉得大材小用？难道不担心吃力不讨好？
周教授：其实在这之前我任北大燕园社区法律服务所主任已经多年了，这也是一个义务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不担心吃力不讨好，让更多人得到规范的法律服务，用法律促进社区和谐、社会和谐，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您个人怎么评价“调解”在社区纠纷中的作用？
周教授：我一直认为，想化解纠纷，调解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中国人说“一场官司一场仇”，如果纠纷在基层没得到解决，肯定要打官司，打了官司就不只是一辈人的仇恨，如果一有纠纷就打官司，和谐社会肯定难以实现。我国的社会司法资源仍然有限，强调人民调解、科学调解，化解矛盾于基层，能大大节省社会司法资源。
记者：近期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周教授：马上我们就会接到第一批案件。接手后先调查案件背景，弄清事实，然后依法调解。
记者：工作室的四名专家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你们如何分工合作？
周教授：这是关键问题。我刚才说“依法调解”，并不意味着调解只依靠法律手段。我从不认为法律是万能的，根据我20多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经验，基层纠纷大多不只是法律问题，而是多种问题的综合爆发。
调解纠纷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知识。比如我参与调解过的一个案例：一对50来岁的夫妇闹离婚，都是北大教师，男方觉得妻子变得暴躁、多疑，受不了了要离婚，女方不同意，男方就要去法院起诉，女方因此情绪更加不稳定。我去调解时很快发现，这对夫妇原来感情很好，女方近来的暴躁脾气很可能是更年期综合症的表现。而他们俩都是理工科教师，性格都有点大大咧咧的，有时甚至缺乏一些生活常识。所以我先把这起纠纷中房产、子女等表面上的焦点法律问题放下，先劝男方消消气，然后介绍医生给他们，建议他带妻子去医院做检查。这对夫妇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女方的病症经过治疗减轻很多，谁也不提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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