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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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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24 |
源自于：本院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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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有感于北京圆明园学院开设“国学精神”必修课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秘书长 方 铭
今日中国之教育，以纵向比，其成就无庸置疑。不过，我们立足于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则不能不考虑横向的差距。以此而论，中国教育之现状，的确有可为叹息者。其突出表现，则可举以下数端：第一，中国现阶段受教育人口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文盲率高；第二，中国现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亚洲，也是处于低级水平；第三，中国教育界还缺少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特别是各级学校的领导；第四，中国教育界普遍存在重视技能、轻视人文精神之倾向，具体表现在综合性大学的数量远低于理工农医类等专门学校，文科学生与理工科学生的比率严重失调；第五，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使得部分贫民子弟由于经济匮乏，不能接受更多的教育；第六，实用主义泛滥，导致假学历泛滥，有的部门滥发学历，已由大专学历的滥发，发展到硕士学历，甚至博士学位的滥发，看似真学历，实际知识含量极低的低质量学历公行，而且这些低质量学历的拥有者往往是有权有钱之人。
《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则，教育者，故非仅止于追求一己之谋生手段而已，乃造就新人类之惟一课堂。古今中外之明君贤人，莫不以教育为国家立身之本，民族兴旺之源。
要改变中国教育现状，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之演讲精神，今日仍然可为办大学者效法，其要旨有三，其一，抱定宗旨。入大学，目的在于钻研学问、追求真理，非为做官、致富而来。惟如此，才能持正义、有善行，才可期冀吾民族之长久发展；第二，砥砺德行。大学生地位甚高，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吾国之希望，又在何人？第三，敬爱师友。惟如此，才可酝酿和睦自由宽容之社会风气。
北京圆明园学院创始人抱教育兴国之决心，不以学校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发家致富之手段，沽名钓誉之途径，因而能一心向学，在教导二三子学习实用技能之同时，立志以“国学精神”一科为所有子弟每年必修之功课，其内容则包括《论语》、《孟子》诸原典，延请海内外名家分段教授，如此，则北京圆明园学院学子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人格庶几可期，中华文明之精粹可以不丧。
吾国最具有教育传统，近世康有为倡导革命，先有《请开学校折》，以为“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当周之时，国有太学、国学、小学之等，乡有党痒、周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龠、言说、涉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后世不立学校，但设科举，不知育人，但求用人，可谓竭泽而渔。西方诸国学校之兴也迟，其发展则迅捷，故其国民多智，而国力转强。康有为曰：“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学校之重要，于此足见一斑。
学校之重要，在于教育之重要，教育之重要，在于教育在内容空间上的无限广大，在人生时间上的无限长久。孔子教育弟子为政，富民之后，继之教民，则是倡导全民教育。全民教育，则说明教育不仅是针对童稚，亦针对每一个体的每一阶段，因此，教育乃人人之事业。凡我民族，生有一日，则有一日之受教育责任，此为古今中外之通义。为此，受教育非独青少年之责任或权利，施教亦非先生之专利，学校独有之义务。
在今日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立或者公立学校之外，民营或者私立学校亦不可或缺。以世界范围而言，世界上最发展之国家美国之私立大学享誉世界；而以亚洲为言，亚洲最富裕之国家日本之私立大学也名闻遐迩。中国古代，自孔子之前，学在官府，自孔子设立私学，以四科教育弟子，开中国私人教育之先河，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始有战国之繁荣昌盛，因而中国才能作为文明古国，生存至今而不绝，傲视世界而无愧。
北京圆明园学院以民办私立，其艰辛无疑武训之乞食兴学。教育之事，功在当代，利至千秋，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传统，本非一日蹴成。期望北京圆明园学院以“国学精神”科目的建立为契机，在传授子弟谋生知识之同时，完善其人格，实现教育之最终目的。果能如此，则在不远之将来，北京圆明园学院不独可以在中国扬名，亦可能得到世界之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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